（新闻通报会现场。摄/赵祎慧）

　　今年7月20日，余姚市中心城区巍星路污水管道施工过程中挖掘出大量铜钱和瓷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些东西真的是古文物吗？

　　（新闻通报会现场文物展示。摄/赵祎慧）

　　今天（11月8日）下午，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余姚市人民政府在余姚博物馆联合召开“宁波·余姚巍星路窖藏考古成果新闻通报会”，正式公布此次考古发掘收集完整可修复文物31件，包含了青铜器、瓷器、漆器、铁器、锡器、石制品、木器、古钱币等八大种类，涵盖了宋朝社会经济生活诸多方面。

　　（青铜带立龙雕塑盖三足熏炉）

　　余姚巍星路窖藏抢救性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罗鹏介绍，窖藏坑开口距地表1.6米深，平面形状近椭圆形，长径1.6米，短径1.3米，深0.7米。坑壁略斜直，底近平。坑内堆积较浅，只有一层，土质较黏，土色灰褐色，结构致密。

　　（考古现场发掘工作照）

　　坑内遗物整体分布呈方形，器物堆积密集，大器套小器，倒扣叠压盛放。器物顶部清理出较多木条，木条横竖编织，覆盖器物表面。木材均已腐朽，部分碳化，推测器物先在坑中放置，其上覆木盖，再压砖覆土埋藏。

　　（青铜贯耳壶，底部刻有“子子孙孙永宝”铭文）

　　这是宁波地区首次发现并实施考古发掘的窖藏，填补了宁波地域历史时期考古的空白，印证了余姚古城人文底蕴深厚，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大量出土文物增补了余姚地区宋代馆藏的缺环，为宋元时期青铜器、瓷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深入研究有助于更好的认识宋代礼制、金融、贸易和冶金工艺，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窖藏坑器物堆积由南向北俯视全景）

　　出土了哪些重要文物？

　　此次考古发掘收集完整可修复文物31件。

　　其中，青铜器8件，包括青铜雷纹饕餮纹贯耳壶1对2件，足底刻“子子孙孙永宝”铭文。青铜带龙雕塑盖侧耳三足鬲式熏炉1件，青铜回字纹侧耳四足鼎式香炉1件，青铜盘、钵、烛台、花形器各1件。

　　（龙泉青瓷双鱼洗）

　　瓷器16件，包括龙泉青瓷贴花“寿山福海”缠枝花卉凤尾尊1对2件，龙泉青瓷双鱼折沿洗1套3件。高丽青瓷长颈垂腹净瓶1件。

　　黑釉盏4件，包括建窑2件，东张窑2件。酱釉韩瓶5件。白瓷小罐1件；铁碾子1件；锡执壶1件；漆盒1件，盒内盛满黑石子整体算1件，数十枚；骨锥1件；木器盖1件；古钱币整体算1件，多达14440枚，均为方孔圆钱，包括秦、汉、莽新到隋的“半两”“五铢”“货泉”钱，唐代的“开元通宝”（621）“乾元重宝”（758）钱，五代前蜀“乾德元宝”（919），“咸康元宝”（925），后汉“汉元通宝”（948），后周“周元通宝”（955）钱，南唐“唐国通宝”（958），宋朝各年号铜钱，金国的“正隆元宝”、“大定通宝”等。数量最大宗的是宋朝铜钱，早至北宋太祖建隆年间的宋元通宝，晚至南宋理宗年间的景定元宝（1260-1264年）。

　　（考古现场）

　　为何会形成该处窖藏？

　　罗鹏认为，窖藏坑成因一般分为主动性和被动性埋藏两种：主动性埋藏多是和平时期在自家住所附近，为储存贵重物品埋藏，器物坑相对规整；被动性埋藏多是战乱或社会动荡时期，被逼逃难，大型贵重物品不易携带，为日后再取，被迫就地掩埋，器物坑相对不规整。

　　“本次发现的窖藏坑位于河边，形状不规整，面积较小，埋藏较浅，坑内器物堆积密集，叠压盛放，有限空间尽可能存放更多物品，应属于临时被动性埋藏。”初步推测，该窖藏坑系面对突发状况的一次紧急处理。

　　（青铜花形器）

　　由于未发现明确纪年证据，该处窖藏埋藏年代判定需综合考虑。“窖藏器物年代不一定是窖藏埋藏年代，往往早于埋藏年代。目前对其埋藏年代判定，主要是通过地层堆积叠压年代及出土遗物年代下限得出其相对年代。其地层相对年代大致是宋末元初。”

　　出土文物年代经专家论证大体年代在南宋元初。因此综上判断，这处窖藏相对埋藏年代是宋末元初。宋元之交，战乱频仍，南北方多有窖藏发现，该处窖藏年代当属这段特殊时期。

　　（考古专家从青铜熏炉内提取内置文物）

　　窖藏的主人是谁？

　　至于公众最为关心的窖藏主人是谁？在出土遗物上，并无铭款指明其主人身份。

　　罗鹏介绍，根据出土遗物分析，结合地方志、相关文献，推测此窖藏坑物主大致有三种。

　　一是属于学宫、家庙、寺庙。学宫是中国古代的官方教育机构，有专门的祭祀礼仪场所。该窖藏坑所处位置在学宫东南部，距离余姚学宫旧址约200米。余姚县志记载：“学宫，在南城东南隅”。“本次出土铜器为礼器中的供器，大致可分为炉、烛台、壶或瓶的五供组合。其中大型铜器档次明显较高，造型规整，纹饰精美，工艺考究，古朴大方，非民间普通百姓可用，当为官府制造。”窖藏年代和学宫被毁年代（德祐二年（1276年）毁于南宋兵祸）大体一致，故而推测窖藏器物或为学宫所有。而青铜贯耳壶底部刻“子子孙孙永宝”铭文，推测也可能属于士大夫家庙；出土产品中的钵、盘、盏以及各时期铜钱等可能为信众供养，不排除是周边寺庙用器的可能。

　　（高丽青瓷净瓶）

　　二是属于富贵大家。出土文物多为大型贵重器物或日常用器。龙泉青瓷体量较大，造型别致，贴花饰“寿山福海”四字，可能为某人寿诞贺礼摆放厅堂的陈设用器。其他，黑釉盏、碾子、锡壶为茶具，韩瓶为盛酒器，黑石子、漆盒疑似棋具，反映了宋代社会礼制、斗茶、饮酒、棋艺等风俗文化。高丽青瓷在国内发现较少，拥有者非富即贵。大量铜钱彰显了主人的富裕。

　　三是外贸商人。南宋与朝鲜半岛交往频繁，对外贸易繁盛，本次出土的高丽青瓷即是双方交流的实证，出土部分瓷器与韩国新安沉船及日本寺庙中产品也类似。铜钱中的金国铜钱可能与对外贸易有关，底部墨书的白瓷小罐也与金国统治的北方港口出土产品类似。余姚据水上交通要道便利，时为浙东重镇，是对外贸易的重要中转地，据此推测窖藏主人也可能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